太史公自序

　　太史公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、《八卦》。尧、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、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获符瑞，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，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”

　　太史公说：“哦，哦，不，不，不是这样。我从先父那儿听说过：‘伏羲氏是最为纯朴厚道的，作了《易》的八卦。尧、舜二帝的盛德，《尚书》记载下来，礼、乐也就兴起了。汤、武时代的兴隆，诗人歌颂它。《春秋》表彰善事，贬斥邪恶，推崇三代的德政，褒扬周王朝，并不只是讽刺讥笑而已。’汉朝建立以来，到了当今圣明天子在位，得到了上天的祥瑞，到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，更改了正朔历法，变换了车马服色，承受天命，德泽无穷无尽，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，经过重复翻译，叩开关门请求贡献物品和朝见的，说也说不完。臣下百官极力称诵圣主的明德，仍然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情。况且，士人中的贤能者不被信用，那是国君的耻辱，人主明圣，但德行得不到宣扬，这是官吏们的过失啊。而且，我曾经职掌太史令之官，如果废弃英明、圣智、盛德而不予记载，磨灭功臣、贵族、贤大夫的业绩而不予叙述，丢弃先父所告诫的话，这样，罪过就更大了。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，只是整理、统一他们的世系传记，并不是所谓创作，而您将这件事同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比，未免言之差矣！”

　　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余之罪也夫！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。”退而深惟曰：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戹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

　　于是我评论编次了这些文章。经过了七年，我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祸患，被拘禁在监牢之中。于是喟然长叹道：“这是我的罪过啊！这是我的罪过啊！身体遭到摧残，再没有什么用处了！”我又转而深思：《诗》、《书》辞意隐曲，文字简约，是想表达作者内心的思考的。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，于是演绎了《周易》；孔子被困于陈、蔡，于是写作了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放逐，著述了《离骚》；左丘眼睛失明，才写了《国语》；孙膑被剔去膝盖骨，就研究兵法；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，世上流传他的《吕氏春秋》；韩非被关在秦国的牢里，著述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都是贤人圣人感情愤发而写作的。这说明，那些人都是感情有所郁积，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，所以追记往事，思念未来。于是我从黄帝开始直到汉武帝猎获白麟的时候为止，叙述了陶唐以来的史事。